纪要 | 【邀访学者论坛】张邦炜：钱穆论著中的一些疑问——从宋代“平民社会”论说起
2017年10月10日，文研院秋季学期第三期邀访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邦炜发表演讲，主题为“钱穆论著中的一些疑问——从宋代‘平民社会’论说起”。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唐雯参与讨论。张邦炜教授围绕宋代“平民社会”论与“丞相副皇帝”说的部分内容展开分析，并援引历史文献及其他相关历史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钱著存在的疑问以及历史研究的几个要点。
报告中，张邦炜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并以亲身经历讲述量化法的史学应用、问题意识在不同时期的体现和发展。随后，他自述了学习钱穆理论的经验和体会，并由此引出对宋代“平民社会”论的思考。他指出，根据钱穆《理学与艺术》一书中“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等表述便提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这种论断是失度、过度的，不完全符合钱穆的原意。钱著曾提及“平民社会”从秦以下已经开始，宋代并非“第一个”。
为此，需要解决“平民社会”的定义问题，并明确平民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差异。张邦炜教授指出，钱著没有对“平民社会”进行明确定义，但不难根据众多论述总结出一些基本特征。钱穆所说的“平民社会”主要指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又称“平铺社会”。但钱穆更常使用以士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或“士人社会”的概念，即已承认了社会内部等差的存在，与“平民社会”一说自相矛盾。“平民社会”论中“无特殊势力”的基本定义，也和秦以后门阀世族这一特权阶层长期存在的史实相悖；即使是西汉与唐宋两个“无定型时期”，诸侯王、士大夫等特殊势力同样存在。其中，宋代的平民化趋势相对明显，有着可观的研究空间。张邦炜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殊势力一直存在，与“平民社会”相比，强调社会不平等性的“权力社会”一说更准确恰当。
钱穆与钱著在史学领域影响很大，读者也涵盖了专业学者与普通学生，其观点常被广泛认可。对于宋代所属的历史分期，钱穆曾提出“后代”、“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概念，其中的讨论热点便是“近代”概念。钱穆认为，宋代是近代的开端，而“近代”的三个基本特征分别是科举制度、中央集权和门阀消灭。张邦炜教授则认为，中央集权并非自宋代始，若将此视为近代化的标志之一，会使同样实行中央集权的秦代也成为了“近代国家”。同时，钱穆的宋代“衰世”说也与“宋代近代”论下的“盛世”说存在相悖之处，“什么是近代”的问题亟待解答。
接下来，张邦炜教授围绕“丞相副天子”说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宰相是“副皇帝”还是“皇帝的副官”。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钱穆提出了“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专制黑暗”是晚清革命派为推翻满清政府进行的宣传。为此，钱穆提出了两点依据：一是皇帝副宰相，宰相是“副天子”，但同时也认为宰相是皇帝的管家和副官；二是将“君主专制”等西方名词强行引入中国历史不符合中国国情，外来概念与本土历史实际存在出入。张邦炜教授则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表述与“朕即国家”联系起来，对钱著观点表示了质疑。
在中国古代“重法”还是“重人”的问题上，张邦炜教授认为，钱穆“中国传统政治缺陷在于重法不重人”的论点不妥，但对“皇帝制定法律”的说法表示赞同。此外，钱著中“汉、唐时代已实现‘民主精神之文治政府，经济平等之自由社会’”、“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门阀世族、形同一盘散沙”等观点也需要我们的审视和质疑。最后，张邦炜教授再次提到了历史研究中量化史学的潮流。他认为，引入并应用统计学的关键在于“怎么算”，不在于“该不该算”。他以宋代耕地面积等数据为例，指出历史工作者需要避免因使用历史文献中的不可靠数字而生成不可靠统计结果的现象。
主题报告后，与会学者从自身的学科角度出发，就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统计工具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而丰富的讨论。讨论环节中，张邦炜教授再次强调了正确看待和使用统计工具的必要性，并就“历史不能也许”和“历史需要想象”这两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可以想象，但不能狂想；历史可以也许，但不能胡乱假设。历史应当坚持“人文学科”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国曦今